万历二十二年,孙丕扬出任吏部尚书。《明史》记载:“丕扬挺劲不挠,百僚无敢以私干者。”意味深长的是,这位孙先生当了吏部尚书之后,创建了“擎签法”,明朝的干部安排方式从此一变,官员们无论贤愚清浊,一概要凭手气抽签上岗了。一个聪明正派的重臣,竟把皇上托付给自己的选贤任能的重大职责,转交给了一堆竹签。


在明朝灭亡的最后关头,抽签制度再获新生,而主持恢复这个制度的竟是励精图治、与朝廷共命运的崇祯皇帝。皇帝本人也和孙丕扬一样让步了。


在成都绍成公园的亭子里,有张献忠立的七杀碑,上边刻着他的理由: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现在,我们离宗族大姓毗邻而居、宗亲世交触目皆是的时代已经很远了,我们离革命同志团结一心兴无灭资推翻三座大山的时代也不近了。出门上班,满眼小商小贩雇主雇员,下班上路,到处是行色匆匆的路人和讨价还价的顾客,想叫一声同志,招呼一声兄弟,真不知道冲谁开口。孔夫子和毛主席没有教我们在这样的社会里怎样做人,没有来得及为我们树立一种合乎此时此境的人格理想,并把它与不知躲在何处的终极价值联系起来。


红包书记说的逢年过节送红包,还有利用生日送礼,在清朝的术语叫“三节两寿”。这个词通行全国。“三节”是指春节、端午和中秋,“两寿”是指官员自己和官员夫人的生日。现在领导干部出差收受的红包,在清朝叫“程仪”。请官吏办事送的红包,在清朝叫“使费”。请中央各部批准什么东西,递上去的红包叫“部费”。还有几十种名目,譬如告别送别敬,冬天送炭敬,夏天送冰敬或瓜敬,向领导的秘书跟班送门敬或跟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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