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英国，在伦敦，他有一份工作，一份正经的工作，比仅仅是教书强，而且有一份薪金，他摆脱了南非。一切都很好，他已经达到了他的第一个目标，他应该觉得高兴。事实上，随着时间一周一周地过去，他发现自己越来越痛苦。惊恐会向他袭来，他费力地将其击退。在办公室里，除了金属的平面，没有眼睛可以看的东西。在氖灯炫目的没有阴影的强光下，他感到自己的灵魂在受到袭击。办公楼是一个毫无特色的玻璃水泥大厦，似乎散发出一种气体，无色、无味，一直钻进他的血液，使他麻木。他敢发誓，IBM在杀死他，把他变成一具僵尸。
事实上，他所有的时候都感到疲惫不堪。在IBM办公室他那张灰桌面的书桌前，他拼命掩饰自己总在一阵阵止不住地打哈欠；在大英博物馆，书上的字在他眼前游动。他只想把脑袋放在胳膊上睡觉。
但是他不能接受说他在伦敦过的生活是没有计划或意义的。一个世纪以前，诗人用鸦片或酒精使自己疯狂，好能够从精神错乱的边缘报道他们的幻觉经历。用这样的方法，他们把自己变成了先知、预言家。鸦片和酒精不是他的方式，他太害怕它们对他的健康可能产生的影响了。但是极度疲惫和悲伤不能产生同样的效果吗？生活在精神崩溃边缘不如生活在精神错乱的边缘吗？为什么躲藏在你没有付房租的左岸地区的一间阁楼上的房间里，或胡子拉碴，不洗脸，一身臭气，从一个酒吧转悠到另一个酒吧，向朋友讨酒喝，就比穿一身黑西服，做摧毁灵魂的办公室工作，不是忍受直到死亡为止的孤独，就是忍受没有欲望的性生活，是更大的牺牲，是对个性更大的灭绝呢？苦艾酒和破衣烂衫现在肯定应该是过时了吧。反正，欺骗房东，不给房租究竟有什么英雄之处？
艾略特为一家银行工作。华莱士・史蒂文斯和弗朗茨・卡夫卡在保险公司工作。艾略特和史蒂文斯和卡夫卡以各自独特的方式经受的痛苦并不比坡和兰波少。决定追随艾略特、史蒂文斯和卡夫卡没有什么不光彩之处。他的选择是和他们一样穿一件黑西服，像穿一件火辣辣的标志衫，不剥削任何人，不欺骗任何人，自力更生。在浪漫主义时代，艺术家大规模地发狂。他们的疯狂以大量的幻觉诗歌或大片大片的颜色的形式从他们体内倾泻出来。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命运要他经受疯狂，他自己的疯狂将是另外的样子——安静的、不显眼的。他将坐在一个角落里，紧张，弓肩缩背，像丢勒的蚀刻画中那个穿长袍的男人，耐心地等待他在地狱这段时间的结束。当这段时期过去以后，他将因耐住了痛苦而变得更为强大。
幸福，他对自己说，对人没有教益。而痛苦使人能够坚强地面对未来。痛苦是灵魂的学校。在痛苦的海洋中，你游达对岸，得到了净化，变得坚强，准备再一次接受献身艺术的挑战。
然而痛苦并不使人感到像是净化人的沐浴。相反，他使人感到像一潭脏水。在每一阵新的痛苦之后出现的他不是更聪明、更坚强，而是更迟钝、更软弱。一般所说的痛苦所具有的净化功能究竟是如何运作的？他游的深度还不够吗？他必须游得超出仅仅是痛苦、进入忧郁症和疯狂的境地吗？他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可以称为真正的疯子的人，但是他没有忘记杰奎琳，她像她自己所说是在“进行治疗”，他和她断断续续地在一个单间公寓里一起过了六个月。杰奎琳从来没有燃起过神奇的、令人振奋的创造之火。相反，她自我迷恋、喜怒无常，和她相处使人心力交瘁。他必须降低成这样的人才能成为一个艺术家吗？不管怎么说，无论是疯狂还是痛苦，当疲惫像一只戴着手套的手紧抓着你的脑子使劲挤的时候，你又怎么能够写作呢？或者，他喜欢称之为疲惫的东西，事实上只是一个考验，一个伪装起来的考验，而且是一个他正在经受不住的考验？在疲惫以后，还会有更多的考验吗？和但丁的地狱中的层数一样多？疲惫是否仅仅是大师们——荷尔德林和布莱克，庞德和艾略特——必须通过的考验中的第一个？
每个星期他收到母亲的一封信，一封用整齐的大写印刷体字母写上姓名地址的浅蓝色的航空邮件。收到她对他不变的爱的这些证据使他非常气恼。难道他的母亲就不愿明白，当他离开开普敦的时候，他就割断了和过去的一切联系？他怎样才能使她接受，在十五岁时开始的、把他自己变成一个不同的人的过程将会无情地进行到底，直到对被他抛在身后的家庭和国家的记忆完全消除为止？到什么时候她才会明白，他已经渐渐和她疏远到了这样的程度，简直就和陌生人一样了？
这是最糟糕的。这就是她构筑的陷阱，一个他尚未找到出路的陷阱。如果他打算割断一切联系，如果他根本不写信，她就会得出最坏的结论，坏得不能再坏的结论。一想到在那一刻会刺穿她的悲痛，他就要堵住耳朵和眼睛。只要她还活着，他不敢死去。因此，只要她还活着，他的生命就不是他自己的。他不能不顾及自己的生命。虽然他并不特别爱自己，他必须为了她的缘故照顾好自己，甚至到穿暖和、吃恰当的食物、服用维生素C的程度。至于自杀，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他很想对阿斯特丽德好一些，她是这样年轻，在这个大城市里是这样孤单。他很想给她擦干眼泪，逗她笑；他很想对她证明，他的心肠不像看上去那么冷酷，他能够用自己的乐意回应她的乐意，乐意像她希望被搂抱的那样搂抱她，倾听她讲述的关于她在老家的母亲和兄弟们的故事。但是他必须小心谨慎。过多的热情她就可能把票退掉，留在伦敦，搬来和他同住。两个失败者在彼此的怀抱中躲避，彼此安慰：这个情景太令人羞辱了。要是这样，他和阿斯特丽德还不如结婚，然后像病人般互相照顾，度过一生。因此他没有作出暗示，而是躺在那儿紧闭着眼睛，直到听见楼梯的吱咯声和前门咔嗒一声关上。
伦敦也有欧洲人，不光是学语言的学生，还有来自东欧集团的难民，和更早从纳粹德国来的人。但是他们的情况和他不一样。他不是难民；更确切地说，他就是声称自己是难民，在民政部那里也不会有一点用处。谁在迫害你？民政部会问。你要逃离的是什么？逃离厌倦，他会回答。逃离庸俗的市侩作风。逃离道德生活的萎缩。逃离耻辱。这样的辩护对他会起什么作用？
还有帕丁顿。他在下午六点沿迈达谷或基尔本恩公路行走，在钠蒸气灯朦胧的灯光下，看到成群结队的西印度群岛的人费力地走回住处，裹得严严实实地抵挡寒冷。他们弓着肩，手深深插在衣袋里，皮肤是灰色粉末的颜色。是什么把他们从牙买加和特立尼达吸引到这个冷酷的城市里来的？这里寒气从街上的石头里往外渗，在这里他们白日在单调的苦役中度过，夜晚挤在租来的墙皮剥落、家具塌陷的房间的煤气取暖炉旁。他们肯定不都是到这里追求作为诗人出名来的。
为什么像卡罗琳这样的女孩会费心要他追随身后，一个适应了英国，生活上很成功，在各个方面都超过了他的女孩？他想得到的解释只有一个：她仍然把他看作和在开普敦时一样的人，那里他还能够把自己说成是个未来的诗人，那里他还没有变成现在这个IBM把他变成的样子：一个阉人，一个寄生虫，一个急着赶八点十七分的火车上班的提心吊胆的家伙。
幸亏是夏天，他不必局限在大英博物馆、书店和电影院里，而是能够在公园里散步。他父亲在大段大段的失业的日子里想必也差不多是这么过的：穿着上班的衣服在城里转悠，或者坐在酒吧里看着钟上的时针分针，等待能够得体地回家的时刻的到来。他是否终究还是会变得和他父亲一模一样？这种什么都无所谓的性格特点在他身上到底有多强？他也会变成一个酒鬼吗？人成为酒鬼需要某种特有的性格吗？
他父亲爱喝的酒是白兰地。他试着喝过一次白兰地，只记得在嘴里留下一种讨厌的金属腥味。在英国人们喝酒，他不喜欢啤酒的酸味。如果他不喜欢喝酒，那么他是不是安全了，有了不会成为酒鬼的免疫力？他父亲还会不会以别的、尚未猜想到的方式在他的生活中显露出来？
如果他是个比较热情的人，无疑他会感到一切都要容易一些：生活、爱情、诗歌。但是他生性缺少热情。反正诗歌不是用热情写出来的。兰波并不热情。波德莱尔并不热情。不错，确实，当需要的时候需要的是炽热——炽热的生活，炽热的爱情——但不是热情。他也能够表现炽热，他还没有停止相信这一点。但是现在，无定期的现在，他是冷冰冰的：冷冰冰的，封冻了的。
而这种缺乏热度、这种缺乏热情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他独自坐在伯克郡乡间深处一所房子楼上的一个房间里，奶牛在田野里哞哞叫，天空飘着一层灰雾，自己和自己下象棋，变老，等待着暮色的降临，这样他可以心安理得地去煎晚餐吃的香肠和面包。十八岁的时候他可能是个诗人，现在他不是诗人，不是作家，不是艺术家。他是一个计算机程序编制员，是在一个没有三十岁的计算机程序编制员的世界里的二十四岁的计算机程序编制员。三十岁的时候做程序编制员年纪就太大了：你得把自己变成别的什么——某种生意人——或者开枪自杀。仅仅因为他还年轻，因为他大脑中的神经细胞仍然基本正确地发挥作用，他才在英国计算机行业中、在英国社会中、在英国本土有了个小小的立足之地。他和甘纳帕西是同一硬币的两面：甘纳帕西挨饿，不是因为他和祖国印度隔绝，而是因为他不好好吃饭，因为尽管他有计算机科学的硕士学位，他不懂维生素、矿物质和氨基酸；以及他卡在了一盘路越来越窄的残局之中，每下一步就把自己更加赶进了死角，赶进了失败。总有一天，救护车上的人会来到甘纳帕西的公寓，在他脸上盖块床单，放在担架上抬出来。他们接走甘纳帕西的时候，干脆也来把他接走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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